西安区域管制中心组织开展防火用电安全教育活动

更何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享有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监督职权，这些监督职权的行使能够有效维护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

执行和监督的概念，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中也很常见。[57]六大国家机关之间的六权分工可以视为国家权力初次分工的结果，但这仅能表明这六种权力的最高权力及其主要部分由该机关行使，并不表示该机关拥有对此种权力的垄断地位。

在这套逻辑中，国家机构的创设不是根据权力的类型化决定的，而是国家机构的种类决定了权力的类型化，并且我国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并不遵循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而是可以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进行适当调配。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成立了大量同时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独立规制机构。我国宪法中国家机构的创设是根据国家职能的分工和组合进行的，权力分工也主要遵循职能论的分工方式，并同时采用属性论和过程论的权力分工方式，并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同时采用职能论和过程论的权力分工方式，这种权力分工方式意味着国家机构体系是开放的，任何一种国家职能重要性的凸显都可能产生新的国家机构和权力类型。最后，六权分工并不意味着某一机关对相关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各个国家机关的职权配置常表现为一种混合结构。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整个宪法体制中的核心位置，是整个国家机构体系得以合法建立并有效运行的枢纽，但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英国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的是宪法赋予的宪定权力，而不是制宪权力。

[5]（3）对民主集中制持否定态度，主张议行合一比民主集中制能够更清楚地描述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64]John A. Fairlie,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1 Michigan Law Review, 432(1923). [65]See Thomas W. Merrill,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1991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225-260(1991). 作者简介：陈明辉，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多元利益结构是环境行政法的标准状况。

[28]参见前引[27]，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456页。[7]法规命令、行政行为、行政强制、行政相对人相对于行政机关所享有的公权等，属于行政的外部关系问题。不仅有个人利益，也有集体利益。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则着力解决多样的利害冲突，既能解决个别性的权利冲突，也能解决大规模大范围的纠纷。

行政机关要正当行使裁量权，不仅应当充分考虑法律授权的目的、直接指向的相对人合法权益，还应当考虑相关规范所保护利益的性质、内容及重要程度等，在多种因素之间进行合理选择和权衡，作出适当的处理决定。对于公听会等，也要求形成会议记录或纪要，并负有公开的义务。

而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则要求行政机关有所作为，介入私人的领域、排除来自第三人的侵害或者维护社会的公平性，两者在功能上有互补性，共同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四)调整的方式 三方乃至多方行政法关系是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平台。而行政主体难以收集、处理私的效用信息，而且还必须使自身的行为正当化，所以在灵活行动上也有局限性。[32]行政的行为形式多样化，减低了行政行为的比重和重要性，同时也给行政程序的安定性和行政救济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这种类型的行政法具有预防性司法的性质，因而，以行政活动为对象的行政诉讼一般具有在时间上先行于民事诉讼的特色。(三)行政程序法上的变革 在行政实体法有所变革的同时，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也要求行政程序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发展出新的规范和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可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确保在不同的、甚至复杂的利害关系中作出适当的调整。法小宝 [8]阿部泰隆较早地提出了三方性利害调整型模式的概念。

一方面，由单行法个别地确认公益的存在。处于公益与私益之间的集体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认可。

这两种制度都立足于公平乃至调节的理念。自由防御型行政法旨在排除国家的非法侵害。

[8] (二)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与自由防御型行政法的关系 在行政法的版图上，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是取代、包含还是补充的关系呢？首先，两者在适用领域上有一定的差异。为了保证公平正义，有必要将开发利益还原为公共利益，通过征收特定税款等方式将开发利益返还给社会，而不是因特定的公共事业让受损者与受益者形成利益上的霄壤之别。尊重和保障清晰地表达了国家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对人权负有消极意义的尊重义务，尊重个人的自由。公益私益实现的优先顺序，必须由相关权限规定以及衡量规则明确加以规范。一方面，通常通过公益=私益的总和的公式，将个人利益吸收进公共利益之中。[45][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而个人相对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参见前引[5]，阿部泰隆书，第38-39页。

由于国家任务扩大，国家责任也需要相应地扩展。[24]这一概念之所以在二战后出现，实际上是意识到了扩大撤销诉讼诉的利益的倾向，[25]让事实上受到侵害的第三人也有可能享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这是在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与申请人的知情权之间、在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判断。给付是行政在强者与弱者之间进行积极调整，实行再分配，实现矫正正义。

如果私法是解决私人间纠纷的法，那么，公法就是为了实现政策目的而运营制度的法。如果这个集体是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尚可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多数的集体利益没有可以代表的组织形式。在意见听取型程序中，诸如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计划等，利害关系人、公众和专家也会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社会认知或技术理性参与其中。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能动主体地位(请求保护、请求分享等)得以确立。

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为该规定提供了具体的指引。有时根据情况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还需要行政之外的专家代表或公众代表，参加到行政过程中。

(一)调整的主体 行政法上的利害调整，系由行政机关主导。同时，行政机关的调整活动也应遵守法的一般原则，接受平等对待、比例原则等的限制。

[37]2000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将原告明确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中，面对双方关系中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重点具有单方性，法院主要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条、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条)。

与英美法系不同，传统大陆法系行政法对事前的行政程序不甚关注，在行政机关获得授权之后，具体如何实施行政活动就交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发生争议之后则诉诸行政救济，由救济机关确保法律在行政中的实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52]参见前引[16]，施密特·阿斯曼书，第130页。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行政救济法上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也应是行政程序法上有权参与者的判断标准。从功能上来看，行政程序大致可以分为权利保护型行政程序与利害调整型行政程序，前者重视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后者重视与第三人的利害关系调整。

而在三方关系中，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造成的授益或侵害、以及对第三人造成的侵害或授益是否均衡、妥当，是否符合立法授权所要实现的状态。民事法也是一种利害调整法。

这种新型的积极行政看上去是给私人提供某种给付，但其中也存在侵害人权、损害公益的可能性。因此，就特定的先决问题(如选址、技术的合法性等)提前决定，或者就总体工程的部分设施(如一个楼群)以行政行为的形式(临时决定或部分许可、分阶段许可)作出对所有相关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程序经济上具有合目的性。

在充分收集信息之后，行政机关就可以进行争点整理，确定利害关系的各方主体，尽可能让相关主体能参与到协调过程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与行政现实、公共政策需要、部门行政法的对接功能明显得到提升。